如何向富人征税，帮助穷人呢？－房产税，遗产税和资本收益税

从中国GDP结构，居民收入和基尼指数看，中国的税收资源还有很多潜力，尤其是从中国的富人身上。今天的税收结构有很大的缺陷，而且对穷人不公平。税收结构的调整和税收项目的增减可以有效的改变税收的来源和收入结构的分布。

首先房产税应该加强征收的力度和范围，资本收益税，包括房产的增值和股票的投资，都应该征收资本收益税。 房产税不仅是有效的税收来源，同时是防止地产泡沫的有效的工具。因为它增加了投资地产，拥有房屋的成本，尤其对出于投机投资目的而购房的富人来说。在零成本拥有房产的经济环境下，再加上对负利率和通胀的担心，房地产成了有钱人最偏爱的资产种类。在收入不均的社会，富人拥有大部分新建的高档住宅，据说在北京的一煤老板拥有109套公寓。

自1998年的房屋改革以来，总共中国建设了60亿平方米，大概是6000万套住宅，再加上1998年前已经存在约130亿平方米的老公房，中国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已经从1998年的20平方米增加到2001年33平方米。无数的家庭都已经搬到新建的住宅楼中。假设房地产征收税适用于所有这些新建的公寓，也就是6000万套（100平方米每套），以2%的税率，平均每平方米7000元来计算，政府每年可收的房产税为8570亿元。

另外假设每年有一千万套的二手房屋交易（相当于城镇的两亿家庭中的5%），假设以20%的资本收益进行收税，如果这些公寓的平均成本为2000元/平方米，平均售价为7000元的话，二手房屋交易资本收益税为每年一万亿。

另外投资人和企业家，当他们出售拥有的公司股票时候，其资本收益也应该以20%进行收税，中国的股票市场总市值为40万亿左右，假设30%的市值属于成功的企业家，其拥有的财富为12.6万亿。再进一步假设，每年10%的财富被交易，资本收益税为20%，从资本市场上，政府可以收到资本收益税为2500亿。

房地产拥有税和资本收益税是有效的防止房地产泡沫的工具。地产泡沫会加大经济周期的强度，在上行和下行都一样。地产泡沫对经济的破坏性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譬如80年代在日本，90年代在泰国，最近在英国和美国。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资产泡沫的风险，引入了许多政策来控制房价，但很显然这些调控措施都没有得到显著的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银行的存款利率太低（负利率），二是拥有房屋的成本也很低，这样导致了房地产看上去非理性的强烈需求。宽松的货币政策更是火上加油。

最后，遗产税是有效的降低社会不平等的税收，虽然累进制的税制可以减少收入上的差距，但不能影响已积累的财富。如果没有遗产税的话，富人将会永远富有，穷人很少有机会。中国的基尼指数的上升已经证明了财富被集中在社会的越来越少的人群中，而大部分的群众并没有在经济高增长的同时得到明显的改善。财富的差距也应该减少，就和收入的差距一样。根据最近一份Merrill Lynch的报告，中国大概有59万人拥有资产在百万美元以上，这些人拥有的总资产估计为17万亿。假设这些人的平均年龄为50岁，平均寿命为90岁的话，在未来的40年中如果以50%进行征收遗产税，每年的遗产税收入为2190亿人民币。同时假设新建的6000万公寓也同样征收遗产税，每套公寓的价值约为一百万人民币，可征收的房屋遗产税可以达到6100亿。所有这些只是可征收的税收资源的冰山的一角。｀

合并以上的税收项目可以产生令人惊讶的，每年3万亿的财政收入，相当于目前中央财政收入的30%，也相当于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消费税的总和。还有其它税收漏洞也应该被修补以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譬如出口退税，在所谓的出口贸易加工区几乎各项税收都被减免，出口加工贸易区是导致贸易不平衡和收入不平衡的原因之一。2011年政府给出口企业的退税高达人民币9200亿，这些补贴应该立即被取消掉。

所以把这些未开发的税收来源加在一起，政府每年可增加的财政收入高达4万亿（具体为38600亿）。征收这四万亿的税收不仅提高政府收入，同时可以减少社会收入的不平等，消除房地产泡沫，这四万亿的收入可以花在社会福利上（千万别增加投资和基础建设），或者减少个人所得税，公司所得税，和消费税，减少统一税率的消费税将会显著增加中产阶级的收入和消费能力。

政策措施三：中国从亨利福特的提高最低工资和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学到什么？

对于小的制造业经济体，像韩国和台湾，依靠出口是可行的，也是可持续的，因为他们相对经济体不大，所以不会对进口国的经济造成大的影响。但是中国如果继续依靠出口来增长经济的话，这条路是不可行的，因为中国需要几十亿的消费者来购买中国制造的商品，而这些消费者的工作很有可能已经被转移到中国了。西方的消费者靠借钱来花费，是不可持续的过程， 已经造成了危机。

持续的制造业的外包已经让很多美国消费者丢掉了工作，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尤其是房屋价格的上涨，他们用房屋的价值当作提款机。8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体还很小，中国制造都是些衣服鞋帽，来自于中国的影响不大。但是在二十多年的外包和制造业转移之后，中国已经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巨人，但没有成为消费巨人。大部分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的工厂并没有指望他们雇佣的工人成为购买其产品的消费者，例如在苹果手机的装配线上的工人买不起苹果手机，这些手机的购买者是欧美发达市场和中国的高端消费者。

这样的经济现象并不新鲜。1910年当时的底特律是全球汽车制造业的中心，当时的工人平均工资是2.3美元/天，装配线上的工人买不起福特公司的汽车。亨利·福特决定从1914年的1月份把工人的最低工资提高到5美元/天。福特汽车公司的最低工资是当时平均工资的2倍还多，换算成今天美元的话，大约是110美元/天。福特的工资上涨得到了全球工业界的赞许，亨利·福特提高工资的目的并不是出于仁慈，但事实上造成的结果是福特的雇员可以买起福特最新的汽车。亨利说工资上涨是公司和雇员共享盈利，这是非常新奇的提法和想法。亨利·福特的做法是美国中产阶级形成的先驱，美国的中产阶级在二战之后成为美国经济的主体，他们努力工作，也毫无吝啬的花钱，良性的挣钱和花钱创造了好的经济循环，形成了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

今天中国所需要的也就是类似亨利·福特的做法，创造能够买得起他们所生产产品的中产阶级，如果国内的消费者能够吸收产能的过剩，对于出口的依赖将会显著降低。对未来充满信心的中产阶级，一边挣钱，一边花钱，将会有效地刺激国内消费和服务业的发展，无论是医疗卫生、文化娱乐、旅游度假、食品饮料、家用电器、衣服鞋帽等，形成经济上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的发展。

类似的措施是日本在1951年到1970年实行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也达到了同样的目的。今天的中国所遇到的挑战和日本在1960年遇到的挑战非常相似，两个国家在前面的几十年中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日本战后的恢复受益于朝鲜战争，以及后来的越南战争，因为美国把很多军事供给外包给日本的公司。但是在高速出口驱动的经济增长之后，日本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不平衡，例如国内需求弱，工业产能过剩，低工资，高失业率，这一切听上去都像今天的中国。

当时日本政府的国民倍增计划目的是让GDP，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翻一番，达到改善基础设施、优化工业结构和效率、加强自由贸易和外汇兑换，提高教育和劳动生产力，减少收入差异，增加中产阶级的数量。经过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这项计划实现了它的目标，不仅在维持了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同时减少了收入差距，增加了国内消费。

值得关注的是，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不是一个工资倍增计划，工资可以认为的被提高，但购买力却不是能够认为的控制的，当时的日本计划有效的提高了生产力，提高了个人的购买力，所以生活水平和消费得到了真正的提高。如果没有同时提高生产力和真实收入的话，增加工资只会导致通胀，而不是消费。